现在社会的信任度，包括公民对专家的信任度，对政府的信任度，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需要一种沟通的过程，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心平气和的深度沟通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杜祥琬在近日举行的一场能源主题讨论会上，分享了对破除核电邻避效应、建立深度沟通机制的看法，而我们现在恰恰没有或者很少往这地方下功夫，所以现在又说要发展又不敢往前发展，这种状态比较尴尬。

　　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国防科技研究专家。如果说邓稼先、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等前辈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归，杜祥琬也就是新中国送出国门的第一代海归。在之后的国家863计划中，杜祥琬又成为中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

　　杜祥琬在解释德法两国对待核电的不同态度时说，德国从传统上、从文化上反感核电，但法国人不是这样。法国人之所以欢迎核电，是因为法国有工程师文化，法国社会非常相信他们的专家，而法国专家也通过一个个优质的项目回馈了这种信任，此外法国核电给国民带来了独立的安全感。

　　忆及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过往，杜祥琬称，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他们有人起来反对。结果一起成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香港的企业、政府、反对派都参加，深度沟通到底有什么风险，风险如何规避，有什么利益，给香港带来什么东西，结果反对方被说服了，到现在还在享受大亚湾核电带来的便利。要破除邻避效应一定要公民参与，公民有话语权让它发挥，这个是民主社会必然的趋势。政府、企业、专家、公民大家联合组成一个协调委员会，有什么话深度沟通，沟通最后一定是积极的结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杜祥琬。

　　核电发展，我们常常说理性谋共识、科学谋发展。为什么要理性谋共识?因为现在各界看法不一致，福岛核事故增加了大家对核电的一些顾虑。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包括领导人也有这个顾虑，他们也是公民的一部分，建设决策要承受一定的风险。习近平同志强调，既要发展又要安全，安全是核电的第一文化。关于核电的发展，我稍微说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十二五只在沿海发展核电站，十三五以沿海为主发展核电站这么一个提法，本身就有争议。好像沿海就可以，内陆就不行，可是福岛核电站就沿海。如果福岛核电站不在沿海而在内陆的话就不会发生福岛核事故，这句话很怪，但确实如此。

　　因为福岛核事故是一个事故序列，是一个接一个。第一个是地震9级，第二个是14米的海啸。作为核电厂的应对管理很正常，一地震立刻停堆，但是停堆以后这些核反应裂变、聚变还要继续发热，所以停堆以后就需要水冷却，结果地震把送水的管道都弄坏了。电网断了后他们还有一个备用电厂，可是这个电厂让14米的海啸一下子冲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氢气的爆炸，因为它不能冷却了。接下来就是人为的问题了，当地政府很长时间都没有很有力的措施，这是造成后来核泄漏比较多的原因。但是从根上说是事故序列造成的，如果前头没有第一，没有第二就不会有第三。所以如果它没有那样的地震，没有那样的海啸就不会有福岛核事故。

　　很多人认为核电沿海可以发展，假如内陆长江流域弄一个核事故那还了得，母亲河给污染了，谁敢承受这个结果?中国发展核电一定要以安全为前提。但什么叫安全?概念一定要说得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哪些事情是绝对的安全，如果不是绝对安全又要安全应该怎么提?我说一个科学的提法应该是两句话，第一是事故概率降到最低;第二是在事故发生后后果可控。这句话很关键，什么叫可控，发展核电可能会出事，但出事了埋在安全壳里头不管那不行。一个例子就是三里岛，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是反应堆里面出了问题，但是安全壳都把它们包在里面，然后慢慢的处理完毕。老百姓没有受多大影响，没有意见。我们要的也正是这个，对公民、对环境、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不是说绝对不会出事，但是后果可控这才最关键。

　　这两年中国政府也提高了安全标准，中国的核电安全标准是全球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又要进一步推敲万一出现事故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到后果可控，可控这条也是可以做到的。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瑞典要增加几个核电站，其实瑞典的核电比例很高。据我了解瑞典将核电产生的核废物长期地质储存做得非常精细，他们可以保证多少万年不会有什么影响。像这种地方都要把事情做得非常扎实，然后自己就有信心。

　　我到法国、德国去访问，这两个国家是邻国，德国弃核，而法国现在电力有70%是核电供应，将来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后这个比例会降低到50%。全法国50个核电站，法国国土相当于中国面积稍微大一点的省。一个省50个核电站现在我们中国哪个省敢做?法国就是这样的，50个核电站。我问他们了，你们两个邻国这么近，为什么两国的文化这么不同，那边想弃核，这边要发展。法国之所以低碳发展得好，主要就是依靠核电，70年代法国政府下决心搞核电这么起来的。

　　他们给我解释的很有意思，德国一开头就跟德国法西斯搞原子弹联系在一块，因为核裂变概念的发现第一篇论文是两个德国的科学家发表的，一发表德国法西斯马上开发做原子弹。后来那些科学家跑到美国去了，美国反而先研发出来。

　　所以德国从传统上，从文化上反感这个核电，法国人不是这样。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法国人为什么欢迎核电，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法国有工程师文化。法国社会非常相信他们的专家，而法国专家也通过一个个优质的项目回馈了这种信任。另外法国核电给国民带来了独立的安全感，这个概念对法国很重要。法国的特点就是要独立，经济独立首先要能源独立。法国人很多人都会讲英语，但是他不讲英语，就要讲法语，这就是法国人的劲。而有了核电能源独立了，经济也独立了，他们非常看中这个东西。

　　其实，由于德国跟法国国境线连着，在国境线这边法国有好几个核电站在那，电输送给德国用。这叫什么弃核?出了问题不会只留在法国的，就是因为不同的工程文化。

　　现在社会的信任度，包括公民对专家的信任度，对政府的信任度，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需要一种沟通的过程，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心平气和的深度沟通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在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时候，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他们有人起来反对。结果一起成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有香港的企业、政府、反对派都参加，深度沟通到底有什么风险，风险如何规避，有什么利益，给香港带来什么东西，结果他们被说服了，到现在他们还在享受大亚湾核电带来的便利。所以我说一定要建立一种沟通机制，我到处提倡这个，有的国家叫做环境协调委员会，这不光是核电问题的，包括垃圾处理，PX项目都存在邻壁效应。要破除邻避效应一定要公民参与，公民有话语权让它发挥，这个是民主社会必然的趋势。政府、企业、专家、公民大家联合组成一个协调委员会，有什么话深度沟通，沟通最后一定是积极的结果。而我们现在恰恰没有或者很少往这地方下功夫，所以现在又说要发展又不敢往前发展，这种状态比较尴尬。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