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带一路”战略逐步展开实施，推动中国不断深化与周边各国和区域的战略合作。在能源领域，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着力点。

　　对于“一带一路”中的能源合作，目前更多倾向于借这一东风，沿线并购海外油气资源和打通能源运输通道，获得安全可靠的油气来源。事实上，仅仅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的能源合作是有失偏颇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国内产能状况、技术成熟度，还是从合作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出发，推动火电行业走出去应当是“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重要一环。

　　对中国来说，目前火电设备制造存在大幅过剩产能，但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而言，火电建设的市场需求很大。2014年，中国新增火电装机仅5000万千瓦，而火电设备制造产能为1亿千瓦，火电设备制造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再加上经济增速趋缓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电力需求增速逐步下降，这一问题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愈发突出，因此中国电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样需要扩展国际市场。反观“一带一路”周边各国，首先，人均用电量和电力普及率不高，比如巴基斯坦和非洲地区，这些是新增电力需求的重要市场;其次，这些国家现役火电机组老旧，更新换代需要较大，比如，塞尔维亚近三十年没有新增任何发电机组，现役机组已经接近使用年限，不少OECD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中国火电行业和先进的火电技术在海外市场应该大有可为。

　　技术方面，中国火电机组已经完全实现国产化，技术上非常成熟，堪称国际一流，而且国内企业在相关国际工程上已经有多年的丰富经验。自上世纪80年代引进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亚临界燃煤机组技术以来，经过不断再创新，中国已自主设计制造出60万千瓦超(超)临界和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成为近年来火电装机的主力机型。在海外项目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就以承包商身份承建海外火电站项目，2014年境外火电项目占到了全年火电签约总金额的49.3%，大型燃煤机组已经实现批量出口。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核电走出去，中国唯一自主三代核电品牌“华龙一号”在国内的首个示范项目才刚刚获得核准。据说中广核启动了“华龙一号”技术英国相关政府部门的预审准备工作，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审查，争取同步完成厂址前期开发所需的执照申请手续和后续建设运营所需的投资保障条件。因此，中国核电一定会走出去，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但是，核电参与海外项目比较复杂，真正参与海外市场竞争可能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而火电超临界机组技术成熟，工期短，竞争力强。因此，火电顺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更有竞争力和更切合实际。

　　对于合作国而言，目前国际煤价低迷，火电具有很强的经济竞争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西部、南部等周边地区多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和地区，电价承受能力比较低。根据目前的煤价，加上技术上成熟稳定，一般而言，燃煤火电的发电成本仅略高于水电，相对于其他发电形式显然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性。特别要注意到，电力供应不足的国家，往往在水泥、钢铁、玻璃、铝加工等高耗能行业的产能也不够，而且由于中国目前煤炭产能也大幅度过剩，扩展海外煤炭市场也应该是一个解决方案。因此，政府需要支持实现“一带一路”的整体走出去，通过国家搭台，实现多个产业的横向联合，整装编队走出去。这时候电价竞争力的优势就显得特别明显，因为如果电价过高，钢铁等高耗能的产业在这些国家也难以真正做起来。

　　对火电走出去的一个担忧在于环境排放，即可能会增加目标国的污染排放。其实这源于对火电的固有偏见，一提到与煤炭相关的就是高污染高排放。事实上，通过环保改造，目前国内燃煤机组的污染排放已经接近燃气机组的排放水平，中国煤炭50%左右用于发电，而中国火电效率接近全球最高水平，甚至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效率水平，所以煤炭污染问题主要来自另一半的煤炭消费。在这些国家新建满足环保要求的火电项目，对于整体环境而言可能是正面影响。第一，电力利用效率较高，以电能取代其他终端能源消费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总的能源消费。国际经验表明，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源强度能下降4%左右。第二，平均而言，燃煤火电的污染排放效率是中小型锅炉等散烧煤的7-8倍，以火电替代这些国家的其他低效率用煤，能够在整体上减少这些国家的污染排放。

　　综上所述，推动中国火电走出去更有竞争力，更切合实际。随着中国电力需求增速开始放缓，加上环境治理下能源政策的日趋严格，国内火电市场的发展空间逐步收窄，这也导致火电设备产能过剩尤为明显。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通过“走出去”发掘电力发展空间，或许是火电行业新的战略机遇。国内技术水平和经验储备也为推动中国火电走出去提供了保障。对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来说，无论是从现役火电设备更新需求，还是保障经济全面发展的经济竞争优势，或者环境收益的角度，都与中国火电存在明显的互补优势，这更好地传达了“一带一路”本身合作开放的互利共赢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