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能源的生产、运输和消费导致了一系列对水资源、水质、生态系统、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而长期以来，化石能源的价格并没有将环境成本考虑进去。

　　围绕雾霾展开的大讨论，使得2015年的春天绝不寂静。雾霾不仅危及健康，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2013年底，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研究员王金南等专家，在国际医学界最权威的《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中国积极应对空气污染健康影响(Chinatackles the health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以下简称《影响》)，估计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主要是PM10)导致的早死人数在35万到50万人之间。而《柳叶刀》杂志2012年底发表的《全球疾病负担2010年报告》中认为，2010年中国PM2.5污染致120万人过早死。

　　《全球疾病负担2010年报告》还称，基于空气污染所带来的疾病等危害和所导致的早死人数推断，PM2.5拖累中国GDP增长10%。由于2007年~2010年对PM2.5的监测尚未开始，研究人员对这些评估数字存在争议，不过普遍认为仍有借鉴意义。

　　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能源革命。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关乎发展与民生。要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积极发展水电，安全发展核电，开发利用页岩气、煤层气。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节能。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我国节能环保市场潜力巨大，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表述。

　　利益部门和普通的中国人民，准备好接受革命的代价了吗?

　　清洁煤真的清洁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分别为34亿和37.5亿吨标准煤，扣除9850万吨标准煤过剩的煤炭和新能源(水电、核电、风电)，2013年我国能源产销缺口达到4.48亿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1.9%;其中，石油产销缺口3.87亿吨标准煤，占总缺口的86.4%，天然气缺口0.61亿吨标准煤，占总缺口的13.6%。

　　而据相关行业数据分析，2013年我国进口原油4.03亿吨标准煤，占2013年原油消费量的58.4%，进口天然气0.64亿吨标准煤，占2013年天然气消费量的31.6%，两者合计占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2.5%。随着我国“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油气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煤炭却出现产能过剩现象。

　　2014年《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煤炭消费仍然占能源消费比重的60%以上。

　　目前，我国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力和工业(冶金、建材、化工等)领域，占煤炭消费量的比例超过80%，其中燃煤发电和工业用煤分别占我国煤炭使用量的50%和30%左右。

　　“虽然煤炭占能源比率在下降，但是煤炭使用峰值还没到来。”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科达节能董事长边程介绍。

　　这使得煤炭清洁利用成为解决污染的关键。但是，“煤洗了就干净了，这是误区。”边程认为，由于天然气缺乏，工业燃料全用天然气行不通。“燃料用煤最好是气化，生产煤制煤气，过程清洁，产出的天然气也清洁。”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的提案呼吁，环保部应尽快制订清洁高效用煤技术标准和行业准入标准、扩大落后用煤技术的淘汰范围，并对采用清洁高效用煤的给予财政支持。

　　然而，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龚梦洁、李惠民负责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4)》认为，至今为止,煤制天然气仍然是一项高耗水、高耗能、高碳排放的的技术,并且面临废水废渣等排放物难以处理的难题。平均每生产一千立方米合成气消耗新鲜水约6.9吨,消耗原煤约4.5吨，排放二氧化碳约4.8吨。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研究显示，以煤制天然气替代一些传统能源的技术，其全生命周期的能源消耗将分别增加20%至110%。“使用煤制天然气目前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不应作为国家战略。”

　　核电重启与安全隐忧

　　与煤炭比较起来，核电显得清洁、高效多了。早在2007年，国家就发布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千瓦时。但是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使中国一度暂停了核电审批的节奏。

　　2012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要求，在2015年前，中国在运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到2020年前，中国在运核电装机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

　　今年2月17日，辽宁红沿河核电站5、6号机组正式在国务院办公厅会议上获得核准开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后圈批通过。业内认为，这标志着国家核电正式重启。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随着5台核电机组的陆续投运，中国共投运22台核电机组，总装机2010万千瓦，发电量1280亿千瓦时，占全国总装机容量2%。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6台，共2850万千瓦，为世界之最。预计2015年、2016年将先后有14台机组投运，到2016年整个核电装机容量将超过3400万千瓦，发电量将超过风电，成为继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能源。

　　就最令人担忧的核安全为题，1月14日，在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和国防科工局联合举办《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以下简称《声明》)新闻发布暨媒体解读会上，环保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副司长赵永康表示，中国核电安全没有问题。“秦山核电基地周围环境空气、降水、地表水、井水及部分生物样品中氚活度浓度，大亚湾/岭澳核电厂和田湾核电站排放口附近海域海水中氚活度浓度与核电厂运行前本底值相比有所升高，但对公众造成的辐射剂量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剂量限值(约为剂量限制的千分之一)。”

　　而在日本，地方城市“去核电化”的呼声日益强烈。福岛核电站事故重灾区的南相马市市长樱井日前正式表示，在今后的15年内，南相马市将转换能源供给模式，实现市内所有消费电力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目标，彻底脱离核电。

　　“在建设核电上必须考虑3个先决条件：一是必须经济上有益，二是安全和环境必须得到保障。福岛核电站事故给我们的教训必须仔细研究，在处理核废料方面必须找到合适的办法，我们有责任找到不会破坏环境的处理方法。三是在核安全方面，美中需要紧密合作，防止有些国家把核能转为军事用途或者核恐怖主义。”美国能源部前副部长丹尼尔·伯纳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清洁能源的代价

　　清洁能源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贵!

　　能源转型的先锋国家德国过去十年来平均零售用电价格增长了三分之二。德国的网络署(Network Agency)发现，尽管电力零售价格从2007年至2011年之间上升了约两成，电力公司在同期间内的利润率却大幅增加了。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实际上压低了批发电价，而这些省下的成本却并未转移给支付零售电价的消费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化石能源就便宜。化石能源的生产、运输和消费导致了一系列对水资源、水质、生态系统、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而长期以来，化石能源的价格并没有将环境成本考虑进去。

　　以中国主要能源来源煤炭为例。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滕飞基于2012的数据测算了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对水、生态系统、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并对不利影响进行了货币化的分析，结果发现，按目前我国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的技术及末端治理情况估计，吨煤产生的环境和健康影响为260元。

　　“我国目前煤炭定价机制中的环境税费仅为30~50元/吨煤，且大部分集中在生产端，煤炭消费侧的排污费仅为5元/吨煤左右。”滕飞建议，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化石燃料和煤炭的定价机制，特别要加强煤炭消费环节的排污税费水平。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现在诸如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成本已经和化石能源的成本不相上下。”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气候与能源团队主管宋然平介绍。

　　但这并不意味新能源就能顺畅上网。国家能源局称，2013年全国风电“弃风”电量162亿千瓦时，虽然比2012年减少46亿千瓦时，但弃风弃电的现象仍然不乐观。

　　“2014年，湖南省全省火电企业向能源管理部门反映对清洁能源的支持政策，导致他们陷入不利状况，于是就出台了救湖南火电的政策。而如果湖南的火电得救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四川的水电就得弃水。”一位在能源行业工作20多年的人士认为，能源转型的困难最根本的还在于思想方法问题。

　　“三北地区是我国可再生能源最丰富的省，但你见过任何一个三北地区的省提出来过以发展可再生能源满足我本省的需求、提高我的环境质量为出发点了吗?”前述人士表示。

　　国务院参事石定寰则呼吁：“火电量不能再增加了!”

　　“在我们面前不仅仅有一个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比率的目标，还有个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这必然要压缩我们化石能源的消费。现在多扔一点二氧化碳，将来在减排的时候，负担代价会更高。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在未来十几年怎么尽早地把排放量减下来，不要等达到峰值才解决，而是在峰值之前就要规划好。”在2月4日的中德能源转型论坛上，石定寰表示。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五年规划、十年展望的目标，现在一些研究人员做的电力规划模型只是想办法满足例如国家规划的到某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比率20%的目标，而是我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比如，2050年要实现清洁化、低碳，如果搞油的、搞煤的都知道了国家这个目标，怎么可能还要上一个煤电厂?一个煤电厂建设好了50年才能退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王仲颖表示，目标明确了，自然大家就会知道应该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找市场。

　　“能源系统的监管，不是监管可再生能源风电，也不是监管火电厂，而是监管这个能源系统怎么按照制定的市场游戏规则运行，以最低的、最经济、最可靠的成本去监管。”王仲颖表示。

　　德国专家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能源转型的“成本”。能源消耗的非货币成本，不会在消费者的电费、天然气费和油费账单上显现。然而，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会很快累积到可观的数量。德国环境部于2012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估计，在2011年，因为人们使用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和暖气，几百亿欧元得以省下来。然而这些省下的钱，并不会列在任何账单上。